1952年9月，北京夜风带着些微凉意，菊香书屋的台灯仍亮着。正在起草文件的陈赓不时抬头，窗外蝉鸣稀落；他心里清楚K线猎手，筹建高等军事工程技术学院的时间被一天天压缩。
中央把创办军工院校的任务交给陈赓已近半年。设备不是难点，中央军委会优先保障；真正棘手的是三件事：校址、师资、地方配合。设备一到位，人不到位，学校就只是空壳；校址定不下来，人再好也无法开展教学。
同年10月上旬，教育部批准第一批教授调动名单。名单看似纸上几行字，却让各地大学守得死死。陈赓常说：“教授比精密仪器还金贵。”为此，他来回穿梭于交通部、教育部和军委之间，签字、盖章、解释任务，一个环节都不能拖。
师资尚能一点点啃下，选址却陷入停滞。多方论证后，哈尔滨的技术工业基础、铁路交通最好，陈赓主张定在这里。然而东北人民政府的公文一压就是数周。有人提醒：“高岗不松口，一切免谈。”话说得直白，却也刺耳。
10月20日，哈市筹备组再次来电，报告依旧是“未批”。陈赓在电话里只说了三个字：“我知道。”随后挂断。深夜，他翻开行事簿，直接写下一行：先找周总理，再找聂荣臻，最后去见主席。
翌日晨，西花厅。周恩来刚送走几位民主人士，秘书报告：“陈赓在外面等。”周恩来笑着对身边人说：“他不是闲人，一定有要紧事。”谈到高岗迟迟不批，周恩来眉头微蹙K线猎手，沉吟片刻：“去找聂荣臻，他对全局更熟。”陈赓领会，却觉得还缺临门一脚。
傍晚，陈赓来到菊香书屋。毛主席正翻阅报纸，抬头见他进门，放下报纸：“又遇到‘拦路虎’？”陈赓直截了当：“主席，高岗同志大概另有考虑，文件到他那里就不见动静了。”毛主席轻轻敲桌面，语速放慢：“大象屁股确实难推。你看怎么办？”陈赓答：“请主席发电报，要求东北方面全力保障。”毛主席点头：“电文你草拟，我签。”这一句话，就是陈赓要的“尚方宝剑”。
电报发出三日后，政务院检査组抵达沈阳。高岗不得不把积压文件一并盖章，哈军工校址就此落定。地方物资、人力配给同时跟进，大量木材、水泥、钢材连夜北运。筹建阻力瞬间化为零。
校址确立，人却还缺口巨大。1952年冬，陈赓听说上海数学家卢庆骏被苏步青劝阻，不愿去冰天雪地的哈尔滨。陈赓直接派员面谈，详细阐述军工学院对制导技术、弹道计算的需求。苏步青听完说：“事关国家，全力支持。”卢庆骏随即成行。
同一时期，民航局专家沈毅被列为“三反”典型，判处死刑。陈赓认定是冤案，先把人“借”到筹备组，再向毛主席、薄一波、董必武三方备案。程序虽繁琐，却在最短时间内将死刑改为死缓，监外执行。沈毅后来的火箭炮课堂座无虚席，学员们一直记得那张戴着黑框眼镜的面孔。
1953年夏，教学楼主体与家属区同时封顶。任何施工问题，只要陈赓巡场时一句“缺什么”，第二天装卸车必然停在工地门口。许多师生半开玩笑：“院长出门，比部长批条还管用。”
9月1日，哈军工正式开学。开学典礼上，陈赓没有长篇演讲，他只提醒师生三件事：守纪律、讲真理、干实事。掌声持续了整整一分钟，而陈赓已转身去看校内高压配电房——那是他最担心的安全点。
七年后，全国政治气氛再起波澜。林彪主持军委时，各院校忙于“抓运动”。陈赓判断，老教授容易被波及，遂令政委谢有法把七级以上教师全部组织去长春“参观现代工业”。在场一位机关干部悄声嘀咕：“这其实是避风港。”一个月后，风声过去，老教授们安然归校。有位通信系讲师感慨：“要不是陈院长，真不知道会怎样。”
1961年3月，陈赓病危消息传来，哈军工不少教授默默立于走廊，没人说话。有人回忆：“当年若无那一道电报，学校可能今天都不存在。”
电报并非传奇，而是一位将领对使命的坚持；“尚方宝剑”也并不神秘，不过是中央决心的明白宣示。陈赓用它打开了哈尔滨的大门，更为新中国的现代化国防教育系上了第一颗铆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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