
1952年9月,北京夜风带着些微凉意,菊香书屋的台灯仍亮着。正在起草文件的陈赓不时抬头,窗外蝉鸣稀落;他心里清楚K线猎手,筹建高等军事工程技术学院的时间被一天天压缩。

中央把创办军工院校的任务交给陈赓已近半年。设备不是难点,中央军委会优先保障;真正棘手的是三件事:校址、师资、地方配合。设备一到位,人不到位,学校就只是空壳;校址定不下来,人再好也无法开展教学。
同年10月上旬,教育部批准第一批教授调动名单。名单看似纸上几行字,却让各地大学守得死死。陈赓常说:“教授比精密仪器还金贵。”为此,他来回穿梭于交通部、教育部和军委之间,签字、盖章、解释任务,一个环节都不能拖。
师资尚能一点点啃下,选址却陷入停滞。多方论证后,哈尔滨的技术工业基础、铁路交通最好,陈赓主张定在这里。然而东北人民政府的公文一压就是数周。有人提醒:“高岗不松口,一切免谈。”话说得直白,却也刺耳。
10月20日,哈市筹备组再次来电,报告依旧是“未批”。陈赓在电话里只说了三个字:“我知道。”随后挂断。深夜,他翻开行事簿,直接写下一行:先找周总理,再找聂荣臻,最后去见主席。
翌日晨,西花厅。周恩来刚送走几位民主人士,秘书报告:“陈赓在外面等。”周恩来笑着对身边人说:“他不是闲人,一定有要紧事。”谈到高岗迟迟不批,周恩来眉头微蹙K线猎手,沉吟片刻:“去找聂荣臻,他对全局更熟。”陈赓领会,却觉得还缺临门一脚。

傍晚,陈赓来到菊香书屋。毛主席正翻阅报纸,抬头见他进门,放下报纸:“又遇到‘拦路虎’?”陈赓直截了当:“主席,高岗同志大概另有考虑,文件到他那里就不见动静了。”毛主席轻轻敲桌面,语速放慢:“大象屁股确实难推。你看怎么办?”陈赓答:“请主席发电报,要求东北方面全力保障。”毛主席点头:“电文你草拟,我签。”这一句话,就是陈赓要的“尚方宝剑”。
电报发出三日后,政务院检査组抵达沈阳。高岗不得不把积压文件一并盖章,哈军工校址就此落定。地方物资、人力配给同时跟进,大量木材、水泥、钢材连夜北运。筹建阻力瞬间化为零。
校址确立,人却还缺口巨大。1952年冬,陈赓听说上海数学家卢庆骏被苏步青劝阻,不愿去冰天雪地的哈尔滨。陈赓直接派员面谈,详细阐述军工学院对制导技术、弹道计算的需求。苏步青听完说:“事关国家,全力支持。”卢庆骏随即成行。

同一时期,民航局专家沈毅被列为“三反”典型,判处死刑。陈赓认定是冤案,先把人“借”到筹备组,再向毛主席、薄一波、董必武三方备案。程序虽繁琐,却在最短时间内将死刑改为死缓,监外执行。沈毅后来的火箭炮课堂座无虚席,学员们一直记得那张戴着黑框眼镜的面孔。
1953年夏,教学楼主体与家属区同时封顶。任何施工问题,只要陈赓巡场时一句“缺什么”,第二天装卸车必然停在工地门口。许多师生半开玩笑:“院长出门,比部长批条还管用。”
9月1日,哈军工正式开学。开学典礼上,陈赓没有长篇演讲,他只提醒师生三件事:守纪律、讲真理、干实事。掌声持续了整整一分钟,而陈赓已转身去看校内高压配电房——那是他最担心的安全点。
七年后,全国政治气氛再起波澜。林彪主持军委时,各院校忙于“抓运动”。陈赓判断,老教授容易被波及,遂令政委谢有法把七级以上教师全部组织去长春“参观现代工业”。在场一位机关干部悄声嘀咕:“这其实是避风港。”一个月后,风声过去,老教授们安然归校。有位通信系讲师感慨:“要不是陈院长,真不知道会怎样。”
1961年3月,陈赓病危消息传来,哈军工不少教授默默立于走廊,没人说话。有人回忆:“当年若无那一道电报,学校可能今天都不存在。”
电报并非传奇,而是一位将领对使命的坚持;“尚方宝剑”也并不神秘,不过是中央决心的明白宣示。陈赓用它打开了哈尔滨的大门,更为新中国的现代化国防教育系上了第一颗铆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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